23地气候投融资试点：市长上阵答辩，不缺钱缺政策

今年8月10日，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气候投融资试点名单，包括12个市、4个区、7个国家级新区在内的23地，率先站上这条万亿级新赛道。

此轮试点公布节奏相当迅速。据36碳了解，从开始申报、评选，到名单公布，仅用时8个月。

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的预测，到2060年，我国新增气候投资需求将达到139万亿元，年均约3.5万亿元，市场需求庞大。

需求直接刺激了相关政策的完善。在习总书记提出双碳目标后的一个月，即2020年10月，《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2021年，该方案进行编制和试点申报工作，最终在2022年进行地方试点——前后不到三年时间。

“气候投融资是一个涉及能源、环境、金融等各方面的系统工程，此次各地申报试点的积极性非常高，像河南信阳、内蒙古包头等地，直接由市委书记或市长亲自参加答辩，更凸显其重视程度。”北京绿色金融协会常务理事邵诗洋向36碳表示。

但在这一领域，项目资金缺口仍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

对于这一现状，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向36碳表示，气候投融资是绿色金融的子集，是比绿色金融更加具体和细分的一种投融资方向，约占到绿色金融规模的七成。不过，我国目前绿色投融资的规模是在15万亿左右，气候投融资规模预计超过10万亿，与碳中和目标下的巨大资金需求相比，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

1、气候，怎么投融资？

简单来讲，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融资活动，就是气候投融资，其支持范围包括“减缓”和“适应”两大方面，其背后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如果把气候变化比作地球的一场高烧，那么“减缓”可看作治疗疾病的药片。用零碳技术、低排放设施等，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源；“适应”则像是平日里增强免疫，对于气候变化做出预防和响应，如海绵城市建设、极端天气预测等手段，都是典型解决方案。

《巴黎协定》中就首次提出“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的要求。全球对于气候投融资问题的关注度，也随着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而不断上升。

2022年8月25日，重庆，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开展山火救援。近年来热浪、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不断提升。

不难发现，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名单在全国范围内具备较强代表性，包括了我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不同地区在地域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上也有所差异。有行业人士对36碳表示，此次评审阶段中各地角逐激烈，但最终超过七成的申报点都得以入选，且呈现出区域分布的广泛性。

邵诗洋也对36碳说到，在各地开展气候投融资项目，是在减污降碳的基本理念下，结合当地发展现状和诉求，因地制宜地开展投融资尝试，可以看作是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的有机结合。

由于气候投融资是绿色金融的重要子集，一些经济基础好，尤其是具备绿色金融发展基础的地方，更容易入选先期的气候投融资试点名单。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的入选就在情理之中，武昌区是全国碳市场的「神经中枢」，坐拥湖北碳市场（湖北碳交易中心）和全国碳市场（中碳登）两大市场运营机构，碳市场参与主体近1.6万户，占比超过全国半数，相对成熟的碳市场有效衔接起气候治理要素与金融市场，为气候投融资打通资金对接渠道。

试点名单中也不乏转型需求明显的传统工业或资源型城市，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甘肃省兰州市、山西省太原和长治市、辽宁省阜新市等，在双碳目标下，气候投融资项目更多聚焦于优化低碳产业布局。

以山西为例，兴业银行太原分行今年以来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的信贷投放金额达86.11亿元，还落地了山西省首笔“碳减排挂钩”光伏项目贷款，属于明显用市场化手段强化资金有投入到气候项目的动作。

与此同时，在浙江丽水、福建三明、河南信阳这类生态资源丰富的地方，也具备气候投融资项目开展条件。

如在全市森林覆盖率81.7%，被称为“「浙江绿谷」的丽水，具备全国第一家森林碳汇管理机构——丽水森林碳汇管理局，通过碳汇收储和企业购碳，已有越来越多的林权户成为双碳时代下的「卖碳翁」，在真正享受到山林带来的收益之后，也更投入到守林护林之中。在生态禀赋的家底上，气候投融资项目带来的金融工具创新，将成为这类地区点绿成金的加速器。

还有一类是国家新区，如重庆市两江新区、四川省天府新区、广东省南沙新区等，新区们承担了创新发展模式任务，在国家给予的先行先试的政策之下，不管是试对还是试错，都更加有底气地迈出一步。

例如，早在国家出台气候投融资后不久，重庆就率先成立了气候投融资工作小组，编制完成工作方案，重庆两江新区也成为首个向国家申报试点的地区。

2、“缺的不是钱，而是政策引导”

气候投融资在各地试点破题，是为了总结出能够全国推广的市场建设经验，也正因如此，新语境下的新问题开始凸显。

“说实话，其实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应对气变大环境下的观念革新与引导机制。”一位行业人士谈到。

资金与项目的配比，构成了气候投融资“投什么”和“怎么投”的问题。

当下出现了很多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技术，不同技术的盈利能力和所处市场化环境差别很大，像新能源汽车、充电储能设施等相对成熟且市场化的技术路线，因为已初具造血能力，所以更容易获得资本青睐；而尚处于资金投入阶段的不少绿色新科技，还处于漫长的落地爬坡期，更需要外部的资源支持。

好比CCUS（碳捕捉再利用），业界都知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但其产业化模式仍处于发展早期，受限于相对较高的捕获、储能成本，我国目前也只有国家电投、中石油等资金实力较雄厚的企业才能入局，宏观层面缺少专项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具备针对性、实质性的财政补贴支持，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鲁政委向36碳表示，新技术被市场接纳需要时间，尤其是对于绿色技术这样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的技术行业，更需投资方采取长期主义的投资理念。目前绿色金融范围内大多数项目都“过于纯净”，如果置于双碳目标下，那些几乎不排放（或不直接排放）温室气体的项目，才有资格被称为“绿色”。

这就会导致很多类融资无法纳入“绿色”的范畴之内，也就更无法划为气候投融资项目。可是，把一个项目从高污染降到中污染，再到低污染甚至零污染，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种进步。

在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虽然不能从严格意义上称之为“绿色”，但在其能源结构转型中也面临巨大的融资需求，是多地实现减污降碳的重中之重，比如工业余热回收利用技术就对于工业流程脱碳至关重要。这需要气候投融资试点地区有一个“转型金融目录”，来明确金融应该如何支持这类项目由高碳向低碳转型。

邵诗洋也谈到，气候投融资项目需把“减缓”与“适应”并举，减缓因为更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根源，更易受到市场关注；而气候适应项目主要是规避气候风险带来的的损失，这种自带悲观色彩的角色，则容易面临更大的资金缺口。

在气候治理框架下，气候投融资项目并不像传统投资那样，一两年内建几个水电站、光伏电站，或是购买几批林业碳汇就能完成的，需要地方去借助气候投融资政策工具，不断尝试绿色基金、贷款、保险等方面的创新产品，拓宽市场化运作的路径。

2022年是我国“气候投融资元年”，尽管试点城市的成功与否还尚在探索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资金流动都将在一种更加绿色的语境下进行。